蒲松龄在《聊斋志异·狐惩淫》中借客之口说了这样一句话：“我与若夫道义交，不敢为此兽行。”显然，在作者的眼中，“道义交”的境界是寻常的世俗之交所远远不能比拟的。东汉人荀巨伯用自己可动天地、可泣鬼神的故事为此三字的内涵做了极佳的注脚。

　　那天，荀巨伯千里迢迢去探望生病的好友，正遇上匈奴人来攻城。朋友对他说：“我今天看来是必死无疑了，您不必管我，赶快逃命去吧!”荀巨伯说：“我大老远地来看望您，是因为我们是义同手足的好朋友，现在危难来了，而您让我独自远走高飞，这种为了苟活而违背道义的事情，哪是我荀巨伯会做的呢？”匈奴人进城后，很快抓住荀巨伯，看到他从容镇定，很疑惑，就问：“我们大军一到，整个郡的人都逃光了，你是谁，竟敢留下来？”荀巨伯坦然地说：“朋友生病，我不忍心丢下他独活。我情愿以我的性命来换他的性命。”匈奴人深受触动，纷纷说：“我们不守道义的人，冒犯了讲道义的地方。”随即，匈奴撤军而去，城池因此得以保全。
　　历史上以如簧之舌巧退敌兵的事例并不鲜见，很多有才之士都上演过口退雄兵的壮举。可是荀巨伯并非才能出众之士，他只是个普通人，在刀丛剑阵面前，简直就是只待宰的羔羊，但就是这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弱者，寥寥数语，即令凶悍的胡兵心悦诚服，撤围而去，不啻一个千古奇迹。
　　荀巨伯的法宝就是两个字：道义。
　　道义，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。《易·系辞上》曰：“成性存存，道义之门。”《史记·太史公自序》曰：“《书》以道事，《诗》以达意，《易》以道化，《春秋》以道义。”而阐述最为系统和精辟的是孟子：“生，亦我所欲也；义，亦我所欲也。二者不可得兼，舍生而取义者也。”也就是说，有比生命更为宝贵的东西，那就是“义”；有比死亡更严重和可怕的事，那就是“不义”。
　　历史上许许多多的志士仁人也都把“唯义是从”奉为自己人生的最高准则。春秋时晋国上卿赵朔受人诬陷，全族被杀，只有一个不到半岁的婴儿为门客程婴救出，为保护这个孤儿，门客公孙杵臼和好友程婴议定，用程婴的儿子替换赵氏孤儿，交给公孙杵臼，然后再由程婴假装告密，而真的孤儿则由程婴藏到深山里。结果，公孙杵臼和假孤儿双双被杀。程婴在“不仁不义”的唾骂声中忍辱含垢地活着。20年后,孤儿长大成人，程婴将事情的原委图本以告，郑重地对他说：“当年公孙杵臼把生的希望留给我，他自己选择了死，就是认为我能把你养育成人。今天这个愿望实现了，赵家也复位了，我有脸去见赵朔和公孙杵臼了，因此，我也该履行我之前的承诺了。”说完，程婴就自杀了。为了宏扬程婴、公孙杵臼的大仁大义，宋代皇帝给程婴、公孙杵臼追封尊号，建庙祭祀，以世代纪念。
　　东汉末年，名将关羽被俘曹营。为了加以笼络，曹操极尽礼遇和厚待，期望他能够舍弃刘备而为己所用。但是，关羽牢记桃园结义时的誓言，心如铁石，当得知兄长刘备的消息后，毅然挂印封金，矢志寻兄。当中，遇到无数艰难险阻，或以友情劝阻，或以恩情感化，或以武力拦阻，但都没有动摇关羽的践履道义之志。关羽完美实现了“富贵不能淫，贫贱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”的人格理想，成为可与孔子比肩的又一位圣人。
　　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被俘后，在面对高官厚禄和断头刑场的抉择时，毅然选择了后者，并留下“人生自古谁无死，留取丹心照汗青”的千古绝唱，成为“舍生取义”的又一典范。
　　对遵守道义之士，人们冠以贤士的美誉，用尽美好的词汇，如一诺千金、轻财重义、闻义而徙、义无反顾，等等；而对不义之人，则充满不屑与唾弃，如背信弃义、忘恩负义、不仁不义、见利忘义、多行不义必自毙，等等。此类事例皆蔚为大观，不胜枚举。
　　荀巨伯之所以能够义释兵危，就在于以柔弱之身代友赴难，其巨大的内在力量潜移默化地感染着他人，激励着他人，即便铁石心肠之人也会俯首于道义面前。得道多助，失道寡助，这是历史的铁律，已被无数次证明且将继续证明下去。
　　为了真挚的友谊，甘愿赴汤蹈火，以“义”为做人之道，让荀巨伯成了千百年来不朽的“道义”化身。有位哲人曾说过：“我们交朋友，应当选择那些在危难时能挺身而出的人。”荀巨伯不折不扣是这样的人。